注释法学派在中世纪以来的大学得到极为重要的发展——发展成为有一定的注释形式的辩证性的注释方法（didaktisch-exegetische Methode）。

也许在法治启动之初，公权力会以开明姿态来积极推动法治建设，以获得更充分的统治合法性和社会秩序预期，但到法治进程中期之后，法治越来越趋向于限制公权、保障私权的时候，公权力的动力就会锐减或丧失，国家主义法治进路所固有的局限性也会日渐暴露，某些公权力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共谋还有可能成为法治进程的重要阻力。其次，是去政治化，但这并不是说司法机关要与政治绝缘，更不是要否认党的领导，而是说要避免过去那种以政治思维、政治原则、政治方式来干预、操控司法的不良习惯，还司法以独立的身份、品格和运行程式。

这样，法治实践和法学理论之间交互作用与影响，并进而导致法律规则、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社会生活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裂痕和分离。再次，是人权保障，倡导司法独立运行，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准则和约束。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 进入专题： 法治中国 。治理是一个多中心、参与性、协作化的博弈共治过程，它不再靠传统政治权威和强力控制方式来操作，而是一切都要通过规则和程序来予以设定、规范和保障，使多元性与一致性、自由性与秩序性、中央性与地方性在规制框架中得以整合和良性运行。如果丧失了这个世界法治共同的底线，就不仅使中国难以融入世界主流，也会使法治中国建设化为泡影，社会秩序将危在旦夕。

而法治中国建设方略的提出，则将带来法治进程的重大转向。而在理论层面，西方理论常常被视为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资源和正当性标本，因此，一方面就出现了对西方理论某种程度的贩卖式引介传播，却缺少对其历史背景、特定文化和国情的深度理解，另一方面，又往往忽略了本土国情，对中国问题更加视而不见而难以接地气。古人言辞，之谓谓之有异。

所以，当本文讨论戴东原的法哲学时，它不是诂译戴震本人对他所观察到的法现象的描述，毋乃是重构戴震对现代法字所涵盖的各类规范的理解。那么，戴震是如何看待权威和权力的呢？当君主或者上级做出是非对错的判定时，普通人又该如何行为呢？这也许要触及戴震思想中最为绚烂的部分了。在斯密那里，人的道德能力来自于同情心，而戴震这里，人能够设身处地体会他人的感受，是因为人慢慢发展出这样的道德能力。[23]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十六。

戴震反对专制，但为此给出的哲学阐述却非常曲折复杂，他没有民主观念，并不积极地反抗权力，他跟权力保持距离，却的确具有近似启蒙思想的话语。[6] 戴震：《答郑丈用牧书》。

但是为了给我们的讨论找到一个起点，这个剪贴也不算是太过分。然爱其生之者，及爱其所生，与雌雄牝牡之相爱，同类之不相噬，习处之不相啮，进乎怀生畏死矣。章太炎：《释戴》，《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明乎欲不可无也，寡之而已。

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天而具于人心者。言阴阳于一人之身，血气之男女也。就器而别之，孰金孰锡，孰精良与孰否，才之喻也。又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虚，人心亦然。

戴震是戴震哲学意义上的一方美材，这也许才是他应得的评价。凿者其失为诬，愚者其失为固，诬者罔省，施之事亦为固。

故理义非他，所照所察之不谬也。[47] 这里对斯密的讨论参见麦考密克讨论法律哲学、道德哲学与实践理由的绝笔。

戴震思想对上述两项标准都可以满足，参详下文。进入专题： 戴震 法哲学 戴震命题 。这里的区别在于，根据同情心所得到的是自己对他人遭遇的感受，而根据戴震命题得到的是自己认定的他人的感受。[3] 首先，就方法论而言，戴震曾经概括说：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规范是道和阴阳更为具体的表现： 观象于天，观法于地，三极之道，参之者人也。[32] 戴震认为一类事物有一类事物之性，同类事物有相同的性，不同类的事物的性也不同，性是划分种类的关键。

本文一开篇说，纵观戴学的历史基本上它总是围绕着三个话题展开：戴震的方法论、政治倾向和学术脉络。2、规范的来源 在规范的来源这一问题上，戴震所使用的关键概念是道。

[30] 由阴阳五行之气固定化而成的各种形质都有它的性，即特征和潜能。无论如何，理义这个词就是戴震话语中的规范性。

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

戴震也不是实用主义或者功利主义者，他和《宋史》所称的道学家十分相似，只是不同意朱子学的基本假设而已。实际上，由于戴震这样的学者几乎没有处理过任何诉讼案件或者注释过任何法律条文，那种到处可见的填充货柜式的法律思想史忽视或者难以处理他是必然的。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进于神明，即人心的官能是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或者说，将万事的规范性彻底的揭示出来，以至于不谬： 神明之盛也，其于事靡不得理，斯仁义礼智全矣。如果人本来就有完全自足的理/性，那么古人一直反复强调学习的必要性还有什么意义呢？戴震指出，道家和佛家有真宰、真空的概念，所以他们本来就不需要学习。

如果还其本来面目，戴震哲学的核心价值其实在于他所谓以己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也的是非判定法则，而这一法则使儒家传统在当代继续发展成为可能。[47] 5、道德能力的培育 如上文所说，能够正确使用戴震命题正确判定规范性的人是理想的人，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因为两个原因人的道德能力往往达不到理想的状态： 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

有趣的是，戴震对性有着类似于今天所谓脱氧核糖核酸（DNA）式的想象： 试观之桃与杏，取其核而种之，萌芽甲坼，根干枝叶，为华为实，形色臭味，桃非杏也，杏非桃也，无一不可区别。判定一个学者伟大与否的标准，可能在于他对身后的学者究竟有何影响，而戴震在生前身后始终是其他学者发展学术、阐述思想时鲜能忽视的一位巨子。

这也反映出自由主义内部德意志启蒙运动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或者说，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在基本假设上的分歧。-------------------------------------------------------------------------------- [1] 康德所谓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仍然是对于启蒙最便于使用的定义，见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收《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页。

贫者之子取之宫中无有，因日以其力致升斗之粟。蔽也者，其生于心为惑，发于政为偏，成于行为谬，见于事为凿为愚，其究为蔽己。故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58]可以说，虽然康德和戴震分享很多目标，但是他们给出的哲学构想确实仍然有根本的不同。

[52] 6、道德与权力 我们讨论过君臣之道与天地之道的呼应，又提到圣人，即，少数特别有知识、能控制自己欲望的人才是做出最为正确的规范性判定。[10]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岳麓书社，2010年，第10-12页。

而人间的政治秩序与宇宙的自然秩序存在着呼应关系，也可以说，人间秩序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但是，每个人判定善恶是非的能力又是不同的，因为私欲和无知都会妨害到他们的判定，所以对道德能力用心培育就成为极其重要的工作。

[8]无论戴震之学和他之前的学术思想存在怎样复杂的关联，可以肯定的是，他仍然属于儒学这个恢宏的学术正统而且以弘扬其真义为志业。[13] 戴震的数学研究可能帮助他认识到现代公理系统的魅力，间接塑造了他的写作方式，也为他和追求整体感、逻辑性和条理化的现代哲学搭建起桥梁。